魏昶君魏染瑕

　　割胶工们赤着脚，踩着滚烫的泥土，在林间穿梭。与过去不同，他们每个人手腕上，都多了一个粗糙的、防水的纸质编号手环，腰间挂着一个特制的小木牌。

　　每割完一棵橡胶树，他们要用小刀在木牌上对应的凹槽里刻下一道痕迹。

　　这是民会推行“技术改良”后的“科学管理”新措施。

　　精确的计件工资。

　　工头不再仅仅依靠目测和估算，而是每天检查木牌上的刻痕，精确计算每个割胶工当天割了多少棵树，流了多少胶乳，然后据此发放工钱。

　　管理手册上宣称，这“极大激发了工人积极性，提升了生产效率，实现了劳资双赢”。

　　一个瘦小的少年割胶工，满头大汗，拼命地加快速度。

　　他的手指被胶刀磨出了水泡，水泡又磨破，和乳白色的胶液混在一起，钻心地疼。

　　但他不敢停，因为今天要割不够“标准量”，就拿不到最低的“保底工钱”，而那个“保底工钱”，只够他一个人勉强糊口，家里生病的母亲还等着他拿钱买药。

　　不远处，一个穿着短袖衬衫、戴着遮阳帽的“技术员”，正拿着怀表和笔记本，记录着几个割胶工的动作，不时用尺子测量割线的深度和倾斜度，然后在本子上写写画画，似乎在计算最优的割胶频率和角度，以“最大化出胶率”。

　　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“效率优化”中，对身边那些疲惫、痛苦、黝黑的面孔，视而不见。

　　“效率”、“产量”、“科学”、“摩登”......这些词汇在报纸上、在广播里、在咖啡馆的谈论中，闪闪发光，代表着进步与希望。

　　它们化作了京师不夜的霓虹，外滩高耸的大厦，天津港轰鸣的吊车，街道上奔驰的汽车。

　　然而，同样的词汇，在闸北闷热的车间里，是女工手背上渗血的红痕和十二小时无休的轮班。

　　在开滦地底黑暗的巷道中，是老矿工咳出的带着煤灰的痰和肺里无声沉积的死亡。

　　在橡胶园灼热的烈日下，是少年割胶工血肉模糊的手指和腰间那块决定生存与否的冰冷木牌。

　　时代的巨轮轰鸣向前，声浪太大，卷起的烟尘太浓。

　　以至于有人听不见那些细微的呻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