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守仁李梦阳

　　越强的人，越会经常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。要想经得住考验，必须更努力去做“知行合一”的修身功夫才行。“知行合一”做得不够，遇到原则问题，很可能出错，甚至堕落！将来有一天后人翻开史书，剖开这位“大能人”的“心”来评判，只看到一堆万斤之重又脏又臭的“糟粕”，那就难免要遗臭万年了。

　　守仁这番道理把所有人都说愣了。王琼喃喃道：“不知存养天理良知的人，本事越大，天理良知反而越少。杂七杂八堆到万两之重，反而成了糟粕，分文不值。好厉害的话呀！”

　　站在一旁的徐爱接了一句：“先生此喻，大有功于后学晚辈！”

　　王琼点了点头：“大道理，真是大道理！阳明子是真学问，是真君子，也是个好先生。”又把守仁刚才的话咂摸了一下，指着周围几个弟子说，“你们有福啦！跟了这样的先生，他日必成大器！”对王守仁和黄绾拱了拱手，“我衙门里还有事，以后再来听讲。”自顾去了。

　　送走了王琼，黄绾笑着问王守仁：“阳明先生看这位王晋溪本事如何？”

　　“晋溪先生堪比弘治三阁老！可惜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停住了话头。

　　王守仁差点儿说出“可惜坐天下的不是弘治皇帝”的话来。这是天下人都想发出的一声哀叹，也是个犯忌招灾的想头儿，黄绾忙说：“学生们还在里头等着呢，咱们还是先给学生讲课吧。”

　　王守仁使劲点点头：“宗贤说得对，咱们去讲学，讲真正的圣人之学，多讲，要多讲！”

　　（四）

　　有一天，守仁的弟子欧阳德在课堂上问了个问题：“先生平时常对我们说，孔孟儒学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‘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’。我平时也常留意这句话，后来看了朱熹的注解，却说这‘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’是个效验，这似乎与先生平时所讲有抵触，不知先生怎么看？”

　　听了这话，王守仁连连摇头：“朱熹的解释偏了，圣人之学，重功夫不重效验！”

　　王守仁这话说得斩钉截铁，欧阳德忙问：“可否仔细讲讲？”

　　王守仁缓缓说道：“什么是‘功夫’？说的就是一个提炼良知的过程。什么是‘效验’？就是不问过程，只看办事有什么成果。朱熹以为‘克己复礼’是个效验，这叫本末倒置。”略想了想又说，“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吧：记得小时候在山阴老家有两间铁匠铺子，铁匠师傅都是好把式，打出来的铁器很好，一把锄头卖二十文钱，大家都来买。后来东边这家铁匠铺的主人想多做些生意，就降了价，每把锄头仅卖十四文，西家却不降价。大概过了不到两年吧，这两间铁匠铺倒了一间，你们觉得是东家的倒了，还是西家的倒了？”壹趣妏敩

　　阳明先生这个故事看似简单得很，别的学生还没说话，弟子萧惠在旁插嘴道：“当然是西边这家倒了。”

　　王守仁摇了摇头：“不对，是东边这家倒了。”

　　听了这话萧惠不以为然，忙问：“东边的铁匠铺子降了价，锄头应该好卖，怎么反而倒掉了？”

　　王守仁看了萧惠一眼：“东家、西家原本是一样的手艺，一样的材料，一样的功夫，所以也卖一样的价钱。现在东家为了多卖几把锄头，把价格降了，可他们到底也要赚钱，怎么赚？只好省些材料，省些功夫，把六文钱的利省出来。如此一来他家的锄头比西家差了不少，刃口不利翻不动土，打得又薄，不到一年光景就用不成了。乡下人一开始图他家东西便宜，都买他的，可拿回去一用，不好使！乡民算了一笔账，觉得买这不好使的锄头多花力气，耽误工夫，反而吃了亏，心里很不痛快。结果一年不到，附近的人都知道东家铁匠铺打的铁器掺假，互相告诫，谁也不买他的东西，这间铺子怎么能不垮呢？”

　　被先生这么一说，萧惠顿时无话可回了。

　　王守仁抬头把弟子们都看了一遍，见他们一个个认真倾听，这才缓缓说道：“同是打铁的铺子，同样的手艺，同样的材料，西家紧守着一个‘功夫’，虽然做出来的不是什么精巧之物，却兢兢业业只管把自家产品做到极致，这样的生意做得长久，做得稳当，这叫什么？这叫‘匠心独运’，就像我以前说的‘提炼纯金’，铁匠心里这颗‘认认真真打铁器’的‘良知真金’只有一两重、几钱重，却纯而又纯，只要一辈子这么坚持下去，这位打铁师傅也能成一个‘打铁的圣贤’。可东家为了眼下多赚几个钱，偷了工，省了料，卖的东西虽然便宜，别人用了觉得上了当，却要骂他。就为了多赚几个钱，为了这么一点点‘效验’，这个手艺人竟把良知昧了，就像我说过的‘铜铁铅锡纷然杂投，到后来不复有金矣’。这样一个良心被蒙蔽了的人，虽然有手艺，却做不成事，今天在这里开铺子是这样，搬到别处去，只怕也是这样；打铁的时候他是这样，做别的买卖也是一样，除非他良知发动，自我反省，把这毛病改了，不然，以后不知会怎样收场。”

　　王守仁几句话说得众弟子都沉思起来。

　　眼看是个好机会，王守仁就把话引到深处去了：“‘知行合一’是个修身功夫，天下无论士农工商，人人都要在这上头用功。做手艺的要把手艺做到极致，做买卖的要把诚信做到极致，那些做官的人尤其要把‘知行合一’做到极致。一个心里只装着良知的官员，上任伊始就在想：‘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，只知道要诚心实意替老百姓办实事。’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做个好官。那些不重功夫只重‘效验’的货色不是这样，让他们去做知县，还没上任就想着做些什么露脸的事儿，博一个政绩，好升知府，到了任上就胡乱操办，做了一堆没用的事，不问百姓是否受益，只求上头看了喜欢。这样的人，给他个知县，他想升知府，于是搞一个假政绩；真的升了知府，他又想升按察，这就又搞个更大的‘政绩’出来；给他升了按察，他又想做布政，于是加倍耍手段逢迎上司，坑害百姓。这种人官做得越大，心里的良知越少，人也越发邪恶，办的坏事越多，到最后真就变成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了！这就是只重效验不重功夫造成的恶果。”

　　王守仁把话说到这里，众弟子皆有感触。欧阳德在旁边问道：“既然圣学重功夫不重效验，为什么朱熹又专门做一个效验之说呢？”

　　王守仁略想了想：“朱子提出这个‘效验’之说，大概是补他自己学说上的漏洞吧。因为朱熹以为圣人之学‘知先行后’，重‘知’而轻‘行’。以此学说为基础的读书人就容易犯‘关起门来读死书’的毛病，读书人读成死书，坐困斗室，一生尽毁，这可不是朱熹想看到的结果。所以他专门强调一个‘效验’说，让读书人除了做那个‘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’的书呆子学问之外，还记得要走上社会努力一番，成功成名，追求一个‘效验’。说穿了，这是朱熹发现‘知先行后’有病，就给自己开了这么个‘效验说’的方子罢了。可病对身体不好，药这东西对身体也不好，先给自己弄出一个‘病’来，再吃些药来‘治病’，结果是病没治好，药毒倒进了身体，又引出别的病来了！”

　　王守仁这么一说，弟子们都笑了。

　　王守仁自己却没有笑，而是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其实圣人之学最重视‘良知功夫’，从来不重视‘效验’。孔夫子周游列国之时何等艰难，别人笑他糊涂，骂他是‘丧家犬’，孔子说什么？只说了句‘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’！意思是说：这套道理或许在当今天下行不通，我已经知道了，可这道理是对的，是救天下百姓的大道理，我自当奉行到底，绝不半途而废！诸位想想，这‘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’是功夫还是效验？”

　　其实“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”这句话从头到尾已经否定了“效验”二字，只剩了一个“功夫”在里头，否则明知“不行”还要继续做下去，孔圣人岂不成了疯子？阳明先生随便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根本不可辩驳的，学生们听了个个点头称是。

　　说到此处，阳明先生也有些兴奋起来，提高了声音：“孔子说‘重功夫不重效验’的话又岂止这一处？所谓‘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’。怎么个任重？‘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’怎么个道远？‘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’为了一个‘仁’——在孔子就是追求一个‘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’，一直追求到死那天才罢，不是到这时候就不做了，而是因为人已经死了，实在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，这才罢手！这是功夫还是‘效验’？显然是个功夫！再有，‘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’。拿自己的生命来维护一个‘仁’的理念，这是个功夫还是个效验？若依‘效验论’来说，那天下读书人都应该是‘用无耻以求官’才对吧？天下的买卖人都应该是‘用奸诈以求财’才对吧？‘成仁’这两个字岂不是不提也罢？什么是‘仁’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就是仁！这种地方要是出了错，世人都只重‘效验’不重‘功夫’了，好吧，那良知咱们也都抛弃了吧……这还得了吗？”

　　王守仁把学问讲到这个地步，学子们对于“重功夫不重效验”再无疑问。欧阳德想了一会儿，又忍不住问道：“我记得《论语》里有一句‘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’。以前看了这话不太能理解，今天听先生讲学，隐约觉得孔子这句话似乎与‘重功夫不重效验’的说法有关联，先生以为如何？”

　　王守仁点点头：“你这话问得好。孔子说‘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’，和‘重功夫不重效验’其实是一个意思。孔夫子认为早前的学子们做学问是为了提炼良知，下一番‘知行合一’的功夫。可孔子生在春秋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物欲纷纷，读书人做学问全是为了求‘效验’，是要炫耀自己的学问给别人看，用学问做敲门砖去博功名富贵，于是士人学子争先恐后奔走于诸侯之间，卖弄学识，摇唇鼓舌，所谓‘学得文武技，货卖帝王家’，出卖的既是学问，更是良知！结果天下越来越乱，百姓越来越苦，就连那些出卖自己的士人也大多不得好死。孔子正是有感于时事，才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可惜孔夫子想劝天下人，天下人却不听劝，孔子也没办法，叹息而已！”

　　欧阳德听得连连点头，半晌却又问：“孔子如此哀叹，似乎对‘今之学者为人’之弊深有体察，难道说孔子门下弟子中也有这种不成器的货色吗？”

　　欧阳德这话实在有趣，王守仁笑着问：“你觉得呢？”

　　欧阳德正色说道：“我觉得孔子时代人心淳朴，还不至利欲熏心到如此地步。且孔子一生教育弟子三千，贤者只有七十二人，想来这七十二贤者总不至于如此吧？”

　　王守仁冷笑一声：“你这话就错了！天下人的私欲之深，古今都是一样。孔子只看到他那个时代的学子们是些‘学而为人’的货色，故此发出感慨，我们这些人只看到我们身边的学子利欲熏心，倒以为孔子时代的人就不是这样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一厢情愿。你刚才说孔门弟子皆是大贤，不至于此？那你知道子思讽子贡的故事吗？”

　　确实，古书中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：子思、子贡同为孔子门生，子贡做了大官，家资极富。子思安贫乐道，穷困潦倒。一次子贡来拜访子思，见其家破败不堪，子思衣衫褴褛，扶荆杖而出，就笑话了子思几句，不料子思反唇相讥，说道：“夫希世而行，比周而友，学以为人，教以为己，仁义之慝（tè），舆马之饰，宪不忍为也。”一番话说得子贡无言以对。后人虽然不知道子贡为官时做了些什么事，可子思如此讥讽，似乎空穴来风，未必无音。

　　既然说到这里，王守仁就把话多说几句：“《论语》里还有好几个这样的故事呢！比如说：孔子有一个弟子名叫冉求，曾任孔子家宰，又有一个弟子名叫公西赤，也在鲁国为官。后来公西赤出使齐国，冉求来见孔子，说公西赤远行，老母无人看顾，想送一批粮食，孔子说可以送一釜，冉求以为太少，孔子又加一庾，以为不少了吧？想不到冉求一次送给公西赤家小米五秉！孔子所说的一釜不过六斗四升，一庾不过两斗四升，而五秉之粟却是整整八百斗，超过了几十倍！孔子知道后责备冉求，说了句：‘君子周急不继富。’你想想，孔子这么说，是因为他心疼这些小米吗？显然不是，孔子是看不惯他这些当官的弟子们互相拉拢结纳的歪风。”扫了众弟子一眼，又说，“孔门弟子又如何，当了官之后照样互相拉拢。再看看今天的官场，认座师，攀同乡，拉帮结派互相勾连，比孔子时代污浊十倍了，这都是‘效验’之说害人。”

　　《论语》是一本明明白白的著作，只是后人的心智都被历朝文人所做的各种“注解”约束，很多事明摆着，却读不透。现在王守仁这么一解，学生们都觉得很新奇，欧阳德笑着说：“先生说的这些事，我们平时虽也读到，却未留意。”

　　既然学生们以前“没留意”这些，阳明先生也不妨多说几句：“孔门弟子颜回死于鲁哀公十四年，死时一贫如洗。可颜回死后，其父颜无繇忽然来找孔子，希望孔子卖掉马车给颜回置办一只椁。孔子说：‘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椁。吾不徒行以为之椁。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也。’一口回绝了，这些事你们都读到过吧？对此是怎么看的？”

　　《论语》里的故事所有儒生耳熟能详，欧阳德忙说：“这是颜无繇心疼爱子，想替颜回厚葬，孔子却以为厚葬之风实为不妥，想以安葬其子孔鲤的规格薄葬颜回。可惜颜无繇爱子心切，不听孔子之劝，还是厚葬了颜回，孔子因此不满，大哭曰：‘回也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！’……”

　　欧阳德话还没说完，王守仁已经摆手止住了他：“你这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。颜无繇是个穷苦的人，为何会生出厚葬颜回之心？纵然有此心，孔子不支持，颜无繇又从何处得到财物厚葬颜回？孔子大哭之时，为何说‘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’？这替颜回操办葬礼的‘二三子’难道仅是颜无繇一个人吗？”

　　被王守仁一连几问，欧阳德顿时哑口无言。王守仁笑道：“颜无繇欲厚葬颜回，这里面大有文章，如此穷苦之人忽然想厚葬其子，必是有人在背后给他出了主意，又拿出钱来支持他。当时孔子在鲁国做上大夫，年俸六万斗，颜无繇为何不来借钱借物，偏要借孔子的马车为颜回置椁？分明有人在后头给他出主意，借孔子的马车给弟子做椁，以彰显孔子的‘仁爱’。后来孔子不肯厚葬颜回，可颜回仍然被厚葬了，这又是孔门弟子中一帮做官的人在后面耍弄手段，借这场丧事拉帮结党，互相算计。孔子所说的‘二三子’究竟指哪几个弟子，后人不得而知，但我们以今人之眼看古人之事，难道还猜不出事情的本末缘由吗？”

　　讲到这里，王守仁又把话引回正题：“‘圣人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。’重视的是对良知天理的体认，重视的是‘知行合一’的修身功夫。不论做任何事，只要你把自己的良知提炼出来，以行动践行这个良知，认认真真去做，应有的‘效验’自然会慢慢体现出来。如果不提良知，不讲‘知行合一’，上来就说‘效验’、论‘成绩’，那么这个‘效验’这个‘成绩’本身就成了私心人欲，成了一种邪恶的东西！对外，可能危害百姓的利益；对内，它会污染人心里的良知。这样一来人就走上邪路了。这是大忌，一定要当心。”

　　王守仁一番话说得几十个儒生个个心头火热，汗透重衣。好半晌，欧阳德喃喃说道：“阳明先生真是大宗师……”

　　大道至简。王守仁所创立的“阳明心学”也不是什么复杂深奥的学问。这一学说上承真正的“孔孟之学”，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拓展和创新。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至此达于顶峰。

　　阳明心学的核心理论是《大学》中提出的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论。其中修身是个基本功，而“良知一发动，行动就跟上，紧密衔接无隙可乘”的“知行合一”理论是修身的途径。

　　“知行合一”的修身功夫天下人个个都应该做，要做这个功夫，就应该从生活中的事事物物做起，随时磨炼，越炼越纯。不论是谁，只要肯做这个“知行合一”的功夫，必有收获。

　　然而“孔孟儒学”对儒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孔子说：“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？”意思是说：“皇权如猛虎，必须关进笼子。如果皇权冲出笼子，人民利益受到损害，这就是儒生的过错！”孟子说得更明白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在孔、孟的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提出“人人可以做圣贤”，确立了百姓与皇帝在人格上的平等地位，同时阐明“能力越大，责任越重；权力越大，原罪越重”的道理，这样一来，就赋予了人民“监督皇权”的权利、责任和义务。

　　当然，最终直面危险、监督皇权的仍然是儒生——也就是经过训练的职业政治家们。于是阳明心学特别要求儒生多做“知行合一”的修身功夫，再由修身而齐家——在一乡一县为百姓请命；由齐家而治国——在一府一省为百姓请命；直到平天下——进入朝廷，直面皇权，为天下人请命。这种时候，就要求儒生们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坚守良知，毫不退缩，勇敢地奋斗到底。m.sxynkj.ċöm

　　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是儒生的使命，而这一切的基础是修身，修身的途径是“知行合一”。

　　“知行合一”是整个阳明心学的基础。正如陆九渊所说：“学苟知本，六经皆我注脚。”明白了“知行合一”四个字，一切哲学理论都成了“知行合一”的注脚。在后来推出的《传习录》一书中，王守仁和弟子们、朋友们就哲学理论反复讨论，反复辩论，所有内容其实全部包含在“知行合一”四字之中。即使后来提出的“致良知”，也不过是对“知行合一”的再一次强调，再一次论证。

　　阳明心学，至此已经成形。